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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邓城遗趾

来源:湖南邓氏宗亲网作者:叶植浏览次数:发表时间:2013/11/20 17:46:58字体大小:

 

    古邓城遗址
    作者:叶植                                                                        来源:邓氏宗亲网
                        
            
                 邓腾与叶植教授(左)在北城墙遗址留影
 
近些年,来湖北省襄阳市寻访邓氏发祥地——古邓城遗址的海内外邓氏宗亲成员络绎不绝。2013417日参加完河南省邓州市邓氏宗亲会的海内外邓氏宗亲代表七人、20131014日参加完河南省邓州市海内外邓氏宗亲祭祖活动的代表一行39人是其中两次规模最大的。
邓城遗址位于襄阳市樊城西北6公里,七里河(现称大李沟)流经城的西南面,城内的村庄一直以邓城村相称。邓城遗址保留的古城垣基本完整,近南北向,东西南北分别长766米、713米、896米、858米,墙体底宽约20米,残高25米,东南角最为高峻,城濠形迹也最为明显。城垣四面中部各开1门,现存护城濠宽2040米,深14米,据方志资料,至少清代前期城濠即已淤积为田,现在淤积的更为严重,部分濠段已被填埋。城垣上仍能捡到春秋战国至隋唐时期的陶器残片,城垣夯土里采集到过六朝时花纹砖,局部有汉至隋唐时的文化层堆积,表明现城垣是汉至唐邓县故城遗址,并非古邓国都邑。位于邓城遗址东南城濠外侧的周家岗遗址为一片宽阔的台地,南侧离邓城的母亲河七里河约1里,地面较邓城地表高约2米,系由西周后期至秦代的文化层堆积而成,现存遗址面积东西长里余,南北宽不足1里,邓城的东南角及城濠原是该遗址北部的一部分,邓城城垣上和城内捡拾的两周遗物主要来源于此,这里应是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的邓国都邑,春秋中期至秦代楚、秦邓县县邑所在。秦以后,周家岗遗址被废弃为墓地,已配合基建发掘西汉、唐、宋时墓葬20余座,汉以后邓县县城北移至今之邓城。
邓是一个古老的中原部族。文献记载,邓有姒姓、子姓、曼姓(《路史·国名记》等)诸说,以曼姓说居主导地位,春秋初年,邓国分别嫁女给当时的两强——楚武王和郑庄公为妻,史籍称为邓曼。邓为曼姓还得到了1件传世的《邓孟壶》和周武王长子受封的应国(平顶山市郊)墓地发掘出土的4件《邓公簋》铭文的确证,遂成不易之说。
见于史籍的第一个邓氏名人是黄帝部落联盟的一个重要盟族首领邓伯温,在黄帝部落统领的中原部落联盟打败蚩尤部落率领的东夷部落联盟著名的涿鹿大战中,邓伯温的邓氏部落是主要盟族之一。蚩尤部落的传统活动区域在鲁之中西部至冀东一带,黄帝部落在晋东至冀中一带,邓人的活动区域应当在冀中的邓之墟。《庄子·徐无鬼》篇载:舜有膻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是说舜为一介平民时忠顺勤劳,仁厚孝顺,庶民都主动追随他左右,他迁往一个新地,该地立码成为聚落;他再迁,新迁之地很快变成了集市,第三次迁徙之地立即成为上万人的都邑(《周礼·郊野法》: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也)。当他迁徙到邓之墟时,追随他的人达到十万家,庄周浪漫夸张的记载未免有些夸大,不过邓人之墟地域不小或是事实。帝舜的活动地点载于史籍的有妫水、历山、雷泽、寿丘等,地在鲁、卫之间,约当于今河北省中南部至山东省中西部的黄河两岸,与涿鹿之战双方势力所涉及的地理区域相同。
邓之墟当在河北省涿鹿县东南的涿鹿或其不远处。涿鹿因涿鹿山和源于涿鹿山的涿水而得名,史籍中涿亦写作浊。《太平寰宇记·河北道·涿州》载:涿水源出(涿)县西土山下,东北流经县北五里,又东流注圣水。应劭(东汉末期人)注《汉书》:涿水出上谷涿鹿县,水西入海。《十三州志》(十六国之北凉人阚骃著)云:涿郡南有涿水,北至上谷为涿鹿河,其支入匈奴中者,谓之涿耶水。同书《河北道·媯州》载:涿鹿山,山下有涿鹿故城,涿水出焉。
夏商时期邓人的履迹不详,甲骨文载有登(邓)人的活动,当是夏、商王朝的诸侯。入周以后,邓是周的重要盟国,《国语》载王室贵族史伯说当成周(今洛阳)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左传·昭公九年》载周景王(公元前544-520年在位)大臣詹桓伯讲述周初之盛况时宣称: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是周王朝南部边疆四个重要方国之一。
关于周南土邓国的地望,史籍记载明晰。刘宋盛弘之《荆州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司马贞《史记索引》、李泰《括地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等经典史籍及各种志书都明确记载周时邓国在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北的邓城。邓城南侧的七里河自春秋至两晋称为浊水。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载楚王之邓之浊水,去襄阳二十里,将邓城与浊水紧紧连在一起。西晋末期,镇南将军、荆州(治所在襄阳)刺史刘弘去逝时,其子刘璠身穿孝服将准备拥成都王司马颕为帝的府司马郭劢斩之于浊水。《晋书·刘弘传》载:弘司马郭劢欲推颕为主,弘子璠追遵弘志,于是墨绖率府兵讨劢,战于浊水,斩之,襄沔肃清。涿鹿之战乃邓氏史诗中最为灿烂之篇章,浊水或由邓人从涿鹿带来。出土和传世青铜器铭文表明两周时邓国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较为活跃,文化水平较高,与关中的井国、东夷的薄姑国、平顶山的应国、媿姓复国以及国属不详的姬姓诸侯国有姻亲关系,前述嫁给楚武王和郑庄公的邓曼分别生育了楚文王和郑昭公,都对夫君国政治发挥过影响。面对楚国勃兴的威协,公元前705年邓侯吾离和谷伯绥一同朝鲁寻求援助。鲁国是唯一使用周礼的诸侯国,朝鲁等同于朝周,《春秋》载此大事时直呼邓侯之名,显然是对这个古国尊重不够或是交往不多且不久国灭于楚的缘故。周桓王十七年(公元前703年)巴国请楚国居中牵线,帮助其与邓国建立关系,不料携带着外交礼品的两国使者意外遭到邓国南部城邑鄾人的劫掠,招致楚国的抗议和随后楚、巴联军的进攻,邓军被三战佯败然后前后夹击的联军打败。楚文王二年(公元前688年)伐申时途经邓国,邓侯设宴很得意地热情款待这位强大的外甥,而邓国的大夫骓甥、聃甥和养甥却要邓侯乘机杀掉楚文王,以绝后患,被邓侯阻止。十年后,楚文王在征伐南阳的申、吕的搬师途中,顺势消灭了邓国。不少人为邓侯不听诸重臣劝告导致邓国亡国而深感叹惜,殊不知,擅杀邻邦强国之君,其结果不想而知。苏东坡《论古》曾就此言论发表评论:夫嗜杀人者,必以邓侯不杀楚子为口实。以邓之微,无故杀大国之君,使楚人举国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岂止是其亡愈速,可能是覆族之祸。
文革后期,修建襄渝铁路时,于邓城西北马棚挖毁过一批邓国贵族墓,曾一次回炉溶毁青铜器2000余斤,80年代初,襄樊市文物管理处从废品收购站收集到幸存的两周之际的《邓公牧簋》2件,器主牧无疑是曼姓邓国之邓公;2001年在马棚旁的王坡发掘春秋初年邓氏贵族墓4座,M1出土的 1件青铜鼎和3件青铜戈上均铸有登(邓)子中无忌铭文,M55出有青铜器五鼎六簋,是邓国的一位大夫墓;2000年,距马棚西南不远的汉水南岸谷城庙滩清理了一座东周初期的邓国墓,出青铜鼎、簋各2件,鼎上铸有登(邓)子孙白用铭文;1981年邓城东北山湾出土了1件西周晚期邓国贵族为其姬姓妻子作的《侯氏作孟姬簋》;1974年山湾发掘出土1件春秋晚期前段的《邓公乘鼎》和1件《邓尹疾鼎》,器主乘和疾只能是楚灭邓后所设楚邓县县公与县尹;湖北省荆门市战国中晚之际的包山2号大墓出土的竹简遣册礼单中有邓公边;《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说明楚灭邓后一直于邓设县,补充了文献之不足。两周之际曼姓邓国与春秋中叶芈姓楚查看更多关于楚姓来源做梦的内容 >>邓县县公诸器同出于邓城附近,证明至少西周后期邓国已定都于襄阳汉水北岸的古邓城。
秦占领楚邓县后仍保留邓县建制,与其北的穰县(今河南省邓州市)同属于其新设的南阳郡管辖,汉至两晋相沿不变,刘宋时改邓县为安养县,至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一度迁邓县至汉水北岸之樊城,改称临汉县,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又改回邓城县,后周时短暂设置过樊城县,入宋以后,邓城县被撤并入襄阳县,邓城变为襄阳地区的一个镇。从汉末始,襄阳的政治地位得到大幅提高,北宋时成为汴南巨镇,南宋为了抗金,进一步扩大了襄阳辖域与事权,将襄阳变成抗金的军事重镇,邓城遂并入襄阳。乾道元年(1165),南宋一度于此设置与金进行通商贸易的榷场(《宋史·食货志》)。
学术界对邓国、邓城的研究较为深入,1980年著名学者石泉先生发表了《古邓国、邓县考》,其高徒徐少华教授于其《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一书中根据文献资料、青铜铭文、考古材料等对邓国族姓、地望等方面详予综合论证,襄阳邓城为古邓国都邑、秦至唐邓县的结论从此成为不刊之论。2006年,邓城被国务院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近30年来,邓城周围地区出土西周末期以来的中小型墓葬3000余座。邓城东北:山湾至蔡坡岗地上的墓葬大部分于文革中被襄阳监狱第五、第六新生砖瓦厂破坏,19721974年抢救发掘春秋战国墓葬45座,近年调查发现蔡坡尚存春秋战国时墓葬数百座,发掘50余座;沈岗发掘楚墓1200余座。城东:团山墓岭子发掘战国秦汉墓百余座;黄家村发掘自春秋至宋代墓葬420座,其中楚墓20余座,南北朝至隋唐249座,宋墓近30座,余为汉墓;余岗发掘700余座东周秦汉墓;汴营发掘东周至汉、宋墓549座,其中,东周墓200余座,两汉墓100余座,宋豪华砖室墓8座,余为六朝墓;城西北:王坡发掘东周秦汉墓173座(含前述4座春秋早期墓);贾巷发掘东汉至六朝墓百余座;韩岗发掘南朝至隋唐的辽西韩氏家族墓60余座;城南:蔡越发掘一座出土1件大型青铜马的三国墓,其附近还发掘多座六朝时期的墓葬等。在3000余座已发掘的墓葬中有10多座可判明为邓国墓。邓城周围被几处大型两周及其以后的遗址所包围。城东有黄家村西周晚至东周早期遗址、陈家楼春秋时期遗址,城西北有韩岗、汴营春秋早期至秦汉时期的遗址,城西南有吴家坡春秋早期遗址、王家巷春秋早期的制陶作坊遗址及上述周家岗遗址等大型遗址。
上古时期,诸侯与部族是因生以赐姓,故中国的姓多源自于母系社会,曼是邓氏母系方面的姓,在金文中亦写作嫚。同时,又以居地命氏,所谓胙之土而命之氏,故氏源自父系社会。三代以后姓氏合二为一,受姓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其庙百世不迁,邓氏自当溯源于其最初居地邓之墟,邓伯温是其始祖,是一个出自上古的姓氏,后世之邓大多出自邓国和邓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的姓氏书籍和邓氏谱牒均认为邓氏主要来自曼姓邓国,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从前述青铜器铭文和秦灭邓的文献记载方知,楚于邓故地设邓县时间长达400年整,较考古材料反映的邓立国于邓城的时间长得多。楚邓县县公、县尹必定是王室成员,楚邓县居民许多当为其族人或从它处迁徙来的外族人。灭国、设县、迁民始终是楚国的立国方略和民族政策,邓被灭以后,邓人可能被楚迁离或部分迁离故地。楚封君和所设郡县的后裔大多以封地或所居县地为姓,出自楚国的姓氏在200个以上,是国人姓氏的一个重要来源,如屈然祖楚公子瑕封于屈,其后为屈,公子燕封于项,其后以项为姓,楚公族中的斗、蒍、庄、苏、昭、沈、景等莫不如此,笔者的姓氏就来自楚沈尹戍之子沈诸梁受封的河南省平顶山市的叶县。邓姓甚或是邓姓的主体部分应是来自于楚王室后裔而非古邓国,因为楚邓县在春秋中叶至秦汉时较已亡国之邓的影响要大得多,邓城周围的墓葬和遗址也反映出自春秋早中之际以后,邓城的人口陡增。历史上之所以没有邓姓部分出自楚邓县之说,原因应与楚邓县没有见载于史籍的缘故,青铜铭文中楚邓县的纷纷现世才使这一史事大白于天下。楚国良将邓廖或出自于楚王室,而春秋中晚期周王室卿士邓扈乐、吴国的贤大夫邓季、齐景公时为齐王管鸟的邓聚、与子产同时的郑国贵族邓析或均出自于古邓国。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邓姓主要出自襄阳的曼姓古邓国和芈姓楚邓县,后者的人数可能更多。西汉末,与湖北省枣阳市的刘秀同游学于洛阳太学、来自于楚邓县辖域的今南阳市新野县的青年才俊邓禹,随光武帝刘秀中兴而兴,南阳新野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后汉书·邓禹传》)。南阳遂成为邓氏
 
                                                                       20131112日于襄阳古城
 
注:作者叶植,湖北文理学院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原襄阳市博物馆馆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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